对英语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英美的“海军中校”字面义为“司令”（Commander），“007”詹姆斯·邦德在军情六处获得的军衔就是这一个词。但这个用法在英语中仅限于海军，在西语中，对应的词Comandante也用于陆军；下图为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军的军衔式样，第三列第一排（一颗金色八角星）为“副司令”（Comandante 2º，介于大尉和少校之间），第二排（一银一金两颗八角星）为“司令”（Comandante），即少校。
巴蒂斯塔时代，古巴的军衔制度已经稳定，“下级中尉”（Sub-teniente，相当于其他西语国家的“少尉”Alférez）、“中尉”（Teniente）、“上尉”（Capitán）军衔分别为一条、两条、三条折杠，“司令”（Comandante）、“中校”（Teniente coronel）、“上校”（Coronel）分别拥有一颗、两颗和三颗堆积排列的较小尺寸金星。
古巴革命时期，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着装风格非常个性化：劳尔和西恩富戈斯通常喜欢戴牛仔帽，菲德尔喜欢戴圆筒军帽、偶尔也戴贝雷帽，而格瓦拉很喜欢戴贝雷帽，等等；因此每个人实际上的军衔图案和日常佩戴军衔位置都略有不同。在正式着装时，大家都以巴蒂斯塔政府军的装束为准，直接穿缴获的政府军服、佩戴原帽徽（古巴国徽中间嵌入刀枪火炮图案形成的古巴军徽），只是在袖口上加缀红黑袖章。
摩根是古巴革命中的一个异类，一个浪漫主义的、“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白人，既，又反那些明显受美国政府支持的拉美独裁者。作为美军老兵，他向SFNE的菜鸟战友们传授了大量宝贵的军事知识。摩根参与了格瓦拉指挥的著名的圣克拉拉战役，1959年因向菲德尔揭发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的阴谋，被美国国务院点名开除美国国籍；然而，他没有办法接受古巴革命在1960年以后的快速化，1961年被下属揭发向已经叛变革命的顽固派——埃斯坎布雷匪帮走私武器。最终，他被自己亲手参与打出来的古巴革命政府判处了死刑，菲德尔和劳尔作为老友都亲自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游击战初期的起义军中大约有25名美国人，许多是二战老兵，还有许多古巴自由派深受二战后北美流行的自由文化熏陶。受他们影响，革命军官兵接受了二战末期美军宽松随意的军事文化，包括绿色战斗服、编织腰带、松散自由的军容（但与战后一路嫖娼的美军不同，古巴起义军的群众纪律极好），以及在战斗帽上显示军衔的习惯。
虽然古巴革命政府上台后仅一年就与美国交恶了，但革命军的这些“新一代美式”（区别于巴蒂斯塔的“老美式”）着装传统，以卡斯特罗风格化的美式绿色战斗服为代表，大多一直保留了下来。比较搞笑的是，虽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革命军的敌人、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军装也是照抄美军，但因他们照抄的是19世纪末到冷战初期、还残留有欧洲贵族范的美军立领常礼服和Class A绿常：
在今天的古巴乃至整个拉美左翼革命者圈子里，带定冠词的“司令”（El Comandante）已几乎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专属头衔，以至于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兴起时，其露面的最高领导人马科斯（比森特）只自称“副司令”（Subcomandante，是他独自发明的一个新词，从文学意义上也可译为“亚司令”）。在古巴革命军中，从1976年起，“总司令”（Comandante en Jefe）是法定的最高军衔，仅授予菲德尔一人，而原本作为营级主官衔的Comandante名称被源自苏军的“少校”（Mayor）取代。
上文可知，革命时代古巴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司令”就是巴蒂斯塔时代古巴军队中营级主官的军衔。但是须知，巴蒂斯塔时代的古巴“”军规模不大，等级却不少，“司令”之上还有中校和上校（团级主官军衔），上校之上还有“准副将”（Brigadier）、“准将”（General de Brigada）、“少将”（Mayor General）、“中将”（Teniente General）、“总上将”（General en Jefe）共五级。
本节简述古巴革命军早期的“司令”到底有多大。注意，下文中的所有“纵队”系按西语字面翻译；与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纵队”完全不同，西语中的军语“纵队”正常为旅级、下辖四到五个营，例如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国人民军22混成旅即原“佩雷纵队”，36混成旅即原“普拉达纵队”，46混成旅即原“乌里巴里纵队”，等等；在战争规模远小于西班牙内战的古巴，“纵队”一词被实际当成了营级单位使用。
1956年格拉玛号的登陆绝大多数都是失败的，82人的革命军只有约12-20人陆续突围进入东部贫困的马埃斯特腊山脉会合，只够组织一两个班。但1957年3月中旬，马埃斯特腊山脉的革命军与七二六运动平原地区组织派来的第一增援部队（约50人）会师，获得了有生力量和补给。到5月底时，山区革命军已拥有128人；到7月，革命军已拥有200人，刚好一个缺编营，这时全军唯一拥有“司令”军衔的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指挥着第一纵队（营级）和第一战线（何塞马蒂战线，“战线”高于纵队，能够理解为当时尚属虚拟的“旅级”单位）。
1957年7月17日，奉命保护和治疗7名重伤员的格瓦拉带着26人归队，菲德尔大喜过望，授予格瓦拉上尉军衔。就在那一天，菲德尔决定分出75人组建一个新营，为了虚张声势，这支只有两个满编排规模的新分队被称为“第四纵队”（La Cuarta Columna），编制为四个排，由格瓦拉指挥。格瓦拉因此在22日成为了古巴革命军中第二个获得“司令”军衔的人。这里提一句，四纵后期由他的副手巴尔德斯（Ramiro Valdés）接管，他也获得了“司令”军衔——记住这个名字。
到1958年12月围攻圣克拉拉时，格瓦拉仍是司令军衔，但他已经指挥着约400名游击队员。虽然这也不过是一个足额步兵营的编制，但这400人仅用5天就攻占了由装备10辆坦克和装甲列车的3900名政府军驻守的圣克拉拉城，近3000名政府军望风逃窜；随后巴蒂斯塔吓得逃离了古巴，首都卫戍部队不战而降，革命军几乎兵不血刃接管了哈瓦那。
劳尔的纵队在古巴最东端（东方省北部，今属奥尔金省）的水晶山脉开出了著名的“第二战线”，并在一个名叫Mayarí Arriba的小镇建立了古巴革命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拥有完善的财政、司法、卫生、教育、公共工程部门、宣传部、土地局、劳工局和检察院.，铺设了数百公里电话线，创建了武装工人代表大会、武装农民代表大会、400多所学校，甚至建立了一支革命空军。
由于宣传不足加上手下出了叛徒，阿尔梅达在古巴之外的名声远不如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甚至不如在革命广场有画像的西恩富戈斯，但他其实就是古巴革命军的第四号大佬。他根据菲德尔1958年2月27日分兵命令指挥的革命军第三纵队，后来发展成东方第三战线，下辖第三、第九、第十这三个纵队，协助劳尔的第二战线对圣地亚哥形成了合围。
这其中，除阿尔梅达自己指挥的第三纵队外，指挥第九纵队的休伯·马托斯和第十纵队的勒内·德·洛斯·桑托斯也都获得了“司令”军衔。不过马托斯和摩根一样有倾向，曾向桑托斯提议九、十两个纵队应该合兵一处、阿尔梅达的领导，被桑托斯拒绝；马托斯后来还在自己的辖区里土改，最后被革命政府判了二十年，出狱后移居迈阿密成为反古共人士，2014年病逝。桑托斯后来奉命接管旧古巴的秘密警察系统，成为领导的拉美传奇地下机构——古巴国家安全部（DSE）的缔造者。
1958年4月16日，西恩富戈斯受命指挥新建的第二纵队——前面已经指出，1957年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革命军的第二个纵队被称为“第四纵队”。之前一直空置的“第二纵队”实际上已是革命军建立的第九个纵队，卡斯特罗很有诚意地填掉了这个坑——他也因此获得革命军的第十个实职司令军衔。比他更早的几个人包括1958年2月指挥第六纵队的埃菲格尼奥·阿梅杰拉斯，后来成为古巴国家革命警察的开创者；以及4月指挥第19纵队的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等，这些人后来皆善终。
这一天接近北美万圣节和中美洲的亡灵节，跟着时间推移，当地逐渐形成了在10月底以鲜花撒海（或其他水面）纪念这位英雄的民间传统，他的名言“你做得很好，菲德尔”也一直广为流传。不过需要指出，西恩富戈斯省和西恩富戈斯市的名字在古巴以外常被误认为纪念他，其实它们是原西班牙殖民军大都督何塞·西恩富戈斯在1829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司令”军衔偶尔也作为一种荣誉，用来追授给牺牲者。参与攻打圣克拉拉的革命军第八纵队以西罗·雷东多（Ciro Redondo）的名字命名，后者是1953年7月26日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1956年12月随格拉玛号游艇回古巴上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革命元老之一，是革命军最艰难的初创时刻的核心成员。前面提到1957年7月格瓦拉获得了四个排的人手组建第四纵队，他受命指挥其中的一个排，因此获授上尉。1957年11月29日，雷东多在与巴蒂斯塔政府军的鹰犬桑切斯·莫斯克拉（Sánchez Mosquera）中校战斗时中弹牺牲；11月30日，马埃斯特拉山革命军总部下令追授他司令军衔。
古巴革命后期（1958年底），革命军总数仅扩充到约4000人，但由于出现了团级规模的作战和军师级规模的指挥系统，加上七二六运动兼并了SFNE和大批起义政府军的部队，革命军授出的“司令”军衔暴增到94个。到这时，获得“司令”军衔的领导人大都互相熟识，没有基层作战中以军衔区分等级的现实需要。因此，出于当时军中洋溢的平等主义情怀和对旧古巴军官追求高官厚禄的“清教徒式”（赫伯特·马修斯语）厌恶，革命军废除了所有“高级”军衔（中校、上校、少将、中将、上将等），所有革命者的最高军衔均被压制在“司令”，形成了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几十个营连级指挥员（其中约20个为纵队指挥员，还有一些纵队的指挥员军衔停留在上尉）在军衔上平级的现象。
这个平均岁数仅20多岁的小圈子，类似于苏联的“老近卫军”或新中国的“老革命”。他们是古巴革命政权完全靠独立自主完成（而非类似冷战时的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是苏联扶植的政权）的结果和体现，也是30年后古巴革命赖以幸存于苏联东欧剧变、并沿着道路独自坚定不移继续前行的干部基础和强力保障。
然而，与越南军队主要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经商不一样，古巴的“军队经商”实际上主要是“军企”和“央企”不分造成的：古巴革命历史的承载者、“组织”、“中央”，甚至意识形态的化身，本来就是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军队司令们，因此“军队办企业”长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就像在中国我们大家都认为“办军队”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它们最终的服务对象都是国家。
如今虽不再担任军队实职，但他们通常仍穿着军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三个人加上劳尔大将，构成了捍卫古巴革命的人脉后盾。他们当年带出来的许多初级指挥员如今已晋升将军，延续着这个小岛对革命和理想的承诺。
67年弹指一挥间，即使得益于古巴优秀的国营医疗系统，当年二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变成了“期之以茶”的迟暮老人，甚至他们带出来的第一代晚辈也早过了典型将军的退休年龄。新冠疫情带走了一批古巴老将军，并严重破坏了剩下的团队；自疫情结束后，包括劳尔大将本人在内的大部分开国司令和1976年将军们都很少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迪亚斯-卡内尔的团队一直在疫情以来的严重困境中勉力维持。
